[30]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二十。

  王博阳，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其实，法律作为实践理性，远不是要设立防线抵抗其他学科入侵法学，它隐含了要对一切可获得正当的确信的方法都保持开放，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方法。

如果基于这一点，那么休谟归纳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问向了他们自己。有趣的是，社科法学者大都走过法律，因诠释法学无法提供一种对法律的确信而转向，而法律形式主义学者们却没有这样一个相反的历程。如果按照刘思达博士的看法，苏力确实推动了21世纪法社会学的发展[14]。同样，这使得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方法论本身也有了一个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分析法学主张不包含价值的客观的描述，在另一方面，这种描述本身已经不自觉地包含了一个价值倾向，一种理想的应当[26](P.49)。所以说，在陈文吃面条的例子中，大部分河南人吃面条是可以归纳出河南人爱吃面条的特点。

新兴的社会科学传统由于拥有大量的基于人性假设的分析工具，不仅能够检测法律的实施效果，还能够预测和控制法律的效果以及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还能得到检验，能够被证实或者证伪[3]。随着这些心态的变化，行为科学逐渐升温，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性，并对人类的本质和道德抱着相对主义的看法，认为国家或个人都可以进行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6]。从世界各国法律人的成长规律来看，只有踏实地掌握法律职业技能与职业伦理的人，才有可能成长为杰出的法律人，进而，才会成长为卓越的法律家、商界领袖或政治菁英。

第二，法学是关于规范的科学。法学的这种保守性格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脉相承。（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页33。兰代尔把案例教学法成功应用于法学教育之后，美国法学院开始是把法律教育定位为职业教育的。

在美国，大法官马歇尔重述了这番话，他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能随意行事。社会法学与价值法学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向度，但它们都不能担当法学作为职业知识的使命。

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法律（也就是公开宣布并执行的规范）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种法律工作日益专门化的历史，[26]而法的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则是法律活动的进一步的专业化。法学作为职业知识体系，那么法科教育则应该主要作为职业型的教育，而不是主要作为通识型的教育。所以他们在学习法律之后就快速成长起来，而且后劲很强。英国亨利六世时的大法官福蒂斯丘关于法律具有职业神秘性的思想，即法律乃法官与律师界的特殊科学。

所以他极为重视图书馆，认为法学教育的中心是法学图书馆。我们过去实行的课程体系是否需要作些调整？教育方式中是否应当更多地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学方法是否应当改变目前的单一形式而采取多样化形式？特别是我们过去较少采用法律实践式的研练，应该把它们作为实践性必修环节，包括法律写作、法律诊所、模拟法庭、模拟谈判，等等。因为没有科学严密的专业语言和范畴，就不能进行理论思辩和推理。当代中国法学在短短的三十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规模的扩大，还是质量的提高，无论是思想的生产，抑或是作用的发挥，社会责任的履行，都是可圈可点的事。

[43]到兰代尔1895年离开院长职位时，案例教学法已经在哈佛及其它六所大学牢固地建立，芝加哥、哥伦比亚、耶鲁及其它精锐的法学院均已热衷于案例教学法，兰代尔的学生们也不断地广泛传播这种方法，到1920年，案例教学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教育方法并延续至今。这与法官在任命之前的长期的律师经历有关，到了他们成为中年或老年的时候担任法官，这种工作经验把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墨守成规的行业。

当时的法学家因而也奉罗马法大全尤其是学说汇纂为成文的理性（ratio scripta），它在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作用，被看成是与圣经在思想信仰上具有同样绝对的权威性。法学思想虽然自古希腊就存在，但是法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进入大学制度进行传授，那是11世纪之后的事，大约可将1088年的波伦那法学院确立为法科教育的源头，也可以说是法学被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化的开端。

[20]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奠基人，载许章润《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6。[42]转引自David A．Garvin，Making The Case，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the world 0f practice．Harvard Mag-azine，September 29，2003．p．58。[10] 我认为至少应该是在法律教育过程中，主流或正宗的法学是规范实证的法学。法社会学可以是法学研究的一种流派，但它能否成为法学教育的主流？[41]我曾经在一次法律与人文的研讨会上请教过苏力，法学是否存在主流与非主流、正宗与非正宗的问题？法学首先是一种职业知识所构成的体系，其次才是社会科学的一分子。案例教学与法学图书两个基本理念都是基于兰代尔的两个观点：一是他认为法学是科学。本文从法学的起源时期的方法、法学研究对象的三度、法学的特点等方面人手来分析法学的本相。

尽管我们很难建立埃赛尔（Esser）所期望的构筑一种独立体系的法概念及法制度的基本理论，但是我们的法律家应当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促使规范法学或法教义学保持价值中立地将评价的问题转换为认识或真理的问题。疏证法学与注释法学共同构成中世纪意大利法律学方法的原型。

比如历史学背后显然没有一个历史职业，农林学背后的农民或农业专家也不构成一个职业。这一点在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那里也很有力地得到印证。

因而，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也可以是另一种回答：跟着法治同步行走。法学界内人士于是自以为醒悟过来，对注释法学也紧跟着进行了一番讥讽与攻击之后，很少有人甘心继续埋头于注释，一时间法学界东施效颦之风四起，一些学者不安份于注释就变着花腔花调说话，法学论文似乎都得写得像散文诗。

法学知识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作用于社会，通过规范来建立社会的规则秩序。[12]吕世伦：《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9。（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114。我从法学生态角度（主流法学与非主流法学）把这个问题解读为：中国法学研究与教育目前处在这样的阶段——法学学术生态多元化到来以前的蓬勃而混沌的发展态势，法学因没有确立主流法学而失去了方向。

  四、30年法科教育走到了新的路口 今年是我国恢复法学教育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早期经院哲学家首先在神学领域运用这种方法论。

[26]（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7。当然另一种学者也出现了——时隔不久，民法与刑法这样的部门法学里面，也出现了一些从事民事法哲学、刑事法理学之类学问的学者。

  三、法学的基本特点——职业知识体系 专业知识（包括职业知识）与专业屏障是专业化之树上结出的相联又相异的两颗果实。比如苏力的研究中有时会以本土问题的解决为目标导向，而并不在乎甚至轻视了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立场。

这的确是我国法学教育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但是作为法学内部成员，我们不能不冷静地反思我国的法学学术，反思我国的法律教育。用经院哲学方法从事法源的文义解释，以确立法律概念，又从同类的法源中，归纳相互的关系，尤其章节或概念之间的对立之处，予以合理的解决。在法学研究中注重概念的方法性或工具性意义，并借助于概念、范畴及逻辑来研究法律，这就是注释法学的特点，也是后来的规范分析法学的特点，或者说，它也是中国律学没有发展成法学的主要原因。

[41]非主流一词无任何贬义。早期注释法学派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法条注释的五种主要方法：（1）类似章句之归纳与新敕法援用摘要。

这些学生都是老三届，入学当时的年龄大都是二十以上，他们多数人有过工作经历，思想成熟，社会经验丰富。  本文重点想要论述法学原本具有的品相，旨在归还法学的本来面目。

[21]苏力：《也许正在发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0。我们如果不区分三者的主次关系，法学就会丧失根基，迷失方向。